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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2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研究

杨化冰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全方位阐释。在1978-1992年间,中国共产党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立足时代背景,理论上主要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问题,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为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因此对这一问题在进行详细阐述后,也需要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所起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同志理论;理论发展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和论证的主题,也就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一问题也是人们一直在思索和寻求解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发生困惑和疑问最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或者基本路线问题。

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有其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理论来源的。 恩格斯认为,19世纪初期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阐释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性暴露不完全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虽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恶,但是没有揭露这种罪恶的经济根源。虽然他们激烈的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而马克思通过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动的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彻底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当时无法全面预见到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也会有一些与现实社会不相吻合的观点。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资纠纷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纠纷的本质区别等等。因此今天去引用、借鉴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时,应该用辩证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结合中国实际,才能解决好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典论述的基础上,面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发展进行中的挫折,邓小平同志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探索。在许多地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对生产关系究竟是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说了这么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见此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最初思考,并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重点就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联系起来,着重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1978年安徽凤阳小冈县的18户农民,他们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方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上海、重庆和其他的一些城市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同样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生产热情,加快了经济发展,这种方式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首肯。这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重点开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而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企业自主权利,都使得人民在生产发展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再次,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考察了江苏、苏杭等地,为之高兴,说这里到处喜气洋洋。1984年春节前后,他又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为之振奋,说这里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从这两个大的地方走访之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强烈感受到生产力进步对国家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有一场比较大的思想论争,缘由是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1989年底苏欧事件,向人民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疑惑?这样的改革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改革的步子太快了,胆子太大;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可能要变色了。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回答。 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第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个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第二是突出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的内涵。

那么邓小平同志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本质所做出的这种概括,具有重要的意义。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而邓小平同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做横向的一个全面比较,从而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第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这个理论对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党开始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还必须得解放生产力。只有破除那些把生产力束缚下来的经济体制和机制障碍,才能够获得生产力的长足的发展。而这一认知就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也从根本上破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来对待,而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这种思想束缚,从而也就为后来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在本质论当中提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状态。那么这种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按照目前中国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有所突破。这种认知就为后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又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明了方向,也就是现阶段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应当多样化的。而本质论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这五个动词的使用,展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性的过程,也就是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为确立通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提供了精神支柱,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而深刻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无不同时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实现,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标准,作为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作为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价值尺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而生发了持久的生机与活力。因此,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对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实事求是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优秀文化,最早出自汉书当中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里面的德指的是刘德,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他一生酷爱藏书,而且对藏书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编撰《汉书》时,特别对刘德这种好学精神做了高度评价,赞扬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读到《汉书》之后,非常喜欢实事求是这个词,并重新做了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所以实事求是这一词,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重新解释之后,就不是单纯的去形容一个人的学风考风,而更多的是指在研究和解决问题当中的一种态度。

思想路线这个词是毛泽东同志发明的。1929年古田会议开的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同志却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面就提到了当前的条件如此刻苦,天天吃南瓜,天天吃地瓜,如何打得了仗,赢得革命的胜利呢,不如各自为战,各自寻找出路去罢了。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之后,一看署名是林彪,他觉得这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一种思想的悲观情绪,涉及到整个军队的一种思想路线的问题。所以他专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始终遵循的‘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但在晚年之后却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之后是党的哪位同志把这个思想路线重新拉回到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个正轨呢?

这里就要提到第二个时期,就是邓小平同志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的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的反对其实破除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思想,也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错误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当中的第一个做法。那么第二个做法,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当中解放出来,真正意义上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从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序幕。 邓小平同志他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那么他还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这一讨论之后,在整个中国形成的一种观点,决定对与错,不是某个经典作家或某个领导人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有没有做过这个事,而是由实践来证明的。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也逐渐调动起来了。邓小平同志做的第三个事情,指出要解放思想。在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禁锢底下,人们的整个思想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嘴不敢说,脚不敢动的文革十年。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需要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如果思想不得到解放,如何做到实事求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可以说在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底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了实事求是的一个正确轨道当中来,并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的统一。

因此,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有一概括,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一个就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面所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这个报告为起点,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党历史上第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第二个宣言书是指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1999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在《求是》杂志上面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提出继续把党的思想向前推进,并指出在党的历史上,凡是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事业就能取得成功;一旦脱离了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就有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挫折。

因而,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一如既往的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场运动。立足今天,改革开放已经历了43年,现在的改革跟43年前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43年前的改革可能是所有人都受益的一种改革,而现在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是一种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而要打破这个藩篱,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共产党和政府要真正意义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思想路线。真正意义上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力能够聚焦于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中心任务上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无产阶级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后,才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到高级阶段,由于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消失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由于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因而这时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述是非常充分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提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那么现在把这句话把它扩展一下的话:认清一国国情乃是解决一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要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国情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像马克思这些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是建立在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出现,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必须经历很多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了。毛泽东同志这时他还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建立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基础,并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才算建成。这一估计在当时是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由于后来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1958年轻率了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随之党内一些人士对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了,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种过高估计,在实践中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因此,不管是从苏联的经验、东欧的经验以及其他同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探索。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这些探索必然会导致或者伴随着一些教训而产生。但是实践已经充分的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关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到的:“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只有清晰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国情,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那么在南方谈话当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的认识,他有这么一句话:“要坚持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为何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就要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其中正好100年左右的时间。立足于这一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报告当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时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必须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这个基本路线最核心的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从社会性质来讲,当前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因此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500年历史过程。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它用新的思想观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也就是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那个时期。所以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就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方向。像任何希望退回去搞全盘西化,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都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都是跟社会主义性质不相容的。第二,在发展阶段上,中国还处于不成熟、不发达、不完善的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那么这个时期就说明中国的商品经济还不够完善,生产力总体水平还有较大需要提高的空间,整个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但又从不甘于落后,并通过后续历次会议阐述要在初级阶段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使社会主义的本质逐步体现出来。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先进的积极的因素会不断扩大,落后的消极的因素会不断消失。

    因此,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既不能悲观失望,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只有如此,才能够在中国道路上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国梦。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必须倍加珍惜、不断拓展。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最根本保证。